□逄春阶

第六章 芝镇·边陲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三哥软卧里遇到贵人

德鸿，你不是问我滤芯厂建厂筹钱的事儿吗？五十年前在村里建厂，比登天还难。钱上缺啊！好容易弄到设备，可是没钱。我想到我有个四舅在大同煤矿当矿长，多年不联系了，我想去碰碰运气。把想法跟村支书说了，村支书说行啊，可是车票村里不给报销。村里没钱。这咋办？咱有个远房姐夫，干列车长，过年他来大有庄走亲戚，咱大爷叫我过去陪酒。咱干别的不行，陪酒，那可是老本行。咱这个姐夫呢，又是个酒坛子，从来不辞壶，我就没见他喝醉过。酒过三巡，我就借着酒劲说了去大同的事儿，问能不能把我捎到北京。姐夫的车终点站就是北京。姐夫端起酒杯，说有点儿难，最近列车督查得紧。我站起来倒满一杯酒，先干了，又倒满，干了，连干三杯。姐夫说，你看你看，不就是坐个车吗？

“筹钱出门，得有身行头啊。当时村里困难，手里又没有钱，我到代销店买了混纺布。这种布料用当时的布票，每尺可买一尺半，每尺四角钱，咱一个侄女手巧，她用白色布做衬衣，下身用蓝染料在开水里把白布煮成深蓝色，做成裤子。忙碌了一天，礼服做好了，这身衣服一共花了不到十块钱。人穷了，什么本事都能逼出来。咱侄女和你嫂子帮我打扮好，都在夸，还真不错，上身是白色衬衣，下身是蓝色裤子，胸前戴上红色的毛主席纪念章，再扎上外腰确实很洋气。真是老话说得好，‘人是衣裳马是鞍’，穿上新衣服，挺胸抬头，还真像那么回事。我在天井里走了几步，觉得有气宇轩昂的感觉。跟着姐夫上了车，我坐在餐车里。餐车在硬座和卧铺中间。那时候，坐卧铺车，得有县级以上证明才能坐。我突发奇想，坐卧铺车，都是有身份的人。筹钱，得找有身份的人啊。我在心里默念，‘我得坐坐卧铺。我得接触有身份的人，我得接触贵人。’

“村里破例让我带了五瓶芝酒，这是准备去大同给舅舅的。另外，我还带了两斤散装酒。我拿出瓶装的，要跟姐夫喝。姐夫知道我是虚让，就说，咱们喝散装的吧，留着瓶装的去大同办事。我很感激姐夫理解，就打开散装酒，跟姐夫喝上了。那时候，列车员还允许喝酒，现在不允许了。喝酒喝到一半，我说姐夫啊，能不能让我坐一次卧铺啊。姐夫说，这有何难，你想坐，我就安排。咱姐夫还真是说到做到，去安排列车员查了，有一个软卧铺位空着。我稀里糊涂坐上了软卧。

“我进去的时候，有个人躺在卧铺上看书，是个中年人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很惊讶。他那眼神里，觉得我这毛头小伙，怎么能坐软卧呢。我这人啊，自来熟，见了谁都不打怵。那人躺了一会儿，坐起来准备吃饭。

“你说怪不怪，我看了一眼那人，忽然就有些心慌。他微笑着叫了一声‘小同志’，我觉得那人像一座山一样压过来，或者是他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一样把我的身子往他那里吸，我脚都站不稳了。他的干净的笔挺的中山装，口袋里的闪光的钢笔帽，手里夹着的过滤嘴香烟，还有他的拿烟的姿势，胳膊平着成一个三角，弹烟灰的样子，还有，还有他的大背头，一丝不乱，还有他的国字形脸，那浓黑的眉毛，厚嘴唇。这一切组成的整个的人儿好像在闪光。‘小同志，你这是上哪出差？’声音像流水，不紧不慢，听着那么亲切，那么自然。我慌张得两手不知往哪儿放，头有点儿晕，像喝醉了酒一样，满眼冒着金星，我只记得说了“大同”俩字。我额头上开始冒汗，我的脖子上也开始冒汗，浑身燥热。我突然就晕倒了，晕晕乎乎，我是醉了。怎么会醉了呢？跟姐夫不过喝了两茶碗酒。等我醒来，咱姐夫也过来了，还有列车上的卫生人员。姐夫叫那人‘首长’。应该是我昏迷的时候，姐夫跟‘首长’说了去大同筹钱建厂的事儿。这会儿，姐夫说你不用愁了，你遇上‘首长’这个大贵人了。首长就是北京市一轻局的副局长，带着北京第四造纸厂的业务人员出差。我一听，简直是做梦啊。当时生产滤纸的，全国只有两家，北京第四造纸厂和上海沪光造纸厂。他们要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，像咱们，根本不在计划之内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

“首长一会儿招呼了个四十多岁的人，他叫小林，后来我知道他是北京第四造纸厂的林科长。这下好了，也不用去大同借钱了，到了北京站下车。我是头一次到首都，简直眼花缭乱，那感觉咱就不用说了，两眼都不够用。不说了，就说我跟着林科长去了造纸厂，林科长给解决了一吨滤纸。可是，滤纸很快用完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去北京找林科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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